张明友先生的《山海经濮语解读》在竹和松出版社出版了。恭喜!
《山海经》是一部以商周文化之前的夏文化濮文编写的地理丛书,尽管战国时期及汉代对该书籍进行过翻译、汇总整理,但《山海经》的原书分册成书年代却是在夏末商初时期,《山经》的成书是在夏朝,《海经》的成书是在商朝。区别两者的依据是”可以”一词,这个词汇在《山经》中有,《海经》中没有,”可以”在濮语中是指”夏国的”。书中表达的基本概念是濮文化概念。笔者在研究夜郎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一个粗浅的认识,即商周文化之前的夏文化是已经很成熟的濮文化,这个阶段的濮文文字称为六划文,文字的笔划不能超过六划,这个规定说明,夏朝的濮文不能像甲骨文那样用原始的象形图形来表达。所以濮文与甲骨文之间反映出一个因战争和政权的变故出现的文化否定与倒退现象。这一现象促使夏王朝通行的濮语与濮文被边缘化,从而也使《山海经》不能让人读懂,甚至被译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奇形异物。如开篇的”狌狌”,原是指面部刺青的氏族,被译成了野生动物;江西峡江南段有个峡阳国,被译成在一万年前就绝迹于江南与两广地区的红毛猩猩。由于语言系统不同,后人用汉文化去解读濮文化的语言,就会出现偏差,以至生成怪象,表示种粮氏族的饶族饶夷被译成八足八尾,表示有”九”概念的九夷或共工氏族被译为有九个头,表示大城山地区的缴夷牧民被译为青丘九尾狐。
《山海经》就其书名而言已经说得很明白,是地理人文书籍,而不是《神异经》,我们有责任还原《山海经》的本来面目。
笔者以濮文对汉译《山海经》进行还原和解读,除了尽可能恢复《山海经》作为地理、人文和历史读本的原貌外,还想证明”夜郎自司马相如进入后才有文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文化的概念不是以某种语言、文字试图覆盖其它的语言、文字而称其所有所无,商周文化之所以未能盖住《山海经》的传承,其原因就是人们希望读懂它隐藏的奥秘。
张明友,1957年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80年毕业于昆明地质学校探矿工程专业。曾就职于贵州地矿局第二水文工程勘察院、中化贵州地质勘查院,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业余爱好古濮文研究、夜郎文化研究,对贵州红崖碑文、青海柳湾遗址彩绘文、姜寨、大溪、台西、半坡、仰韶文化刻文、安徽蚌埠刻文、良渚和龙山文化刻文有详细的濮文化解读,对夜郎文化有独立的见解,对《山海经》的解读更为详细、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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